曾经，大学期间，无可救药的迷上石康，读了他所有的作品，甚至还读了、看过、听了他作品中提到的作品、电影和歌曲。 于是，在毕业的时候一门心思的想写石康的毕业论文，查找一切可能的资料，寻找可以入笔的抓手，但最终一无所获。终于，在毕业若干年后，生编硬造泡制出一篇文章，关于石康。细读之下，错误百出，根本不是一篇象样的论文，所有的论点和感想实际上作者本人已经说出，论述不过是重复，仅可算作读后杂感，这时才明白，非要编凑出这些文字，目的只是对以往岁月的做一个交待，告诉自已，感动和困惑曾经那么真实的发生过。

石康，北京作家，其作品以自传小说的形式，描叙了青春情感的变化进程，作品文本以第一人称“我”的语言叙述和思考表达了对生活的极具强烈个人思考色彩的追求和希望，展示出其所属时代人的视与思的困境和又对这困境的思考。

一、伤感

 “告诉我，幸福的开端在哪里？”是《晃晃悠悠》中陆然在信中的询问。

石康作品极力构建古典浪漫的情感空间，表现在其对生活意义的寻找和生活的构筑中，而这种建构在作品中呈现如上句的追问特点，并以追问的形式在其青春三部曲的创作中构建理想愿望的叙述，以其主观的视角消解正常的生活，构成其一尘不染的古典意味的唯美的情感理想世界。

陆然的纯净海滩是陆然梦想中的一片海滩，他坚持相信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海滩，海水碧蓝碧蓝的，白色的海鸥在上面飞翔，沙滩是白色的，平整得就像纸一样，上面连一丝海鸟的爪印也没有，沙粒在阳光下闪着光，天上没有云，在远方，海和天混在一起，分不出界线，那里没有人迹，海水涌起，冲上沙滩，粉碎成泡沫，泡沫很快就一个个破灭了，海鸟从海水中衔起一条绿色的水草飞上天空，长长的绿色水草就像抽丝一样从海水中被叼出来，连续不断，海鸟拖着那根绿线越飞越远，直到看不见为止。（《晃晃悠悠》）

文中所指的纯净海滩正是作者所向往的一个纯粹世界，恬静、温馨，是一个现代都市中古典田园气息的平静所在，文字真诚而浪漫地坦露了作者的心灵世界和理想生活，而其中纯净世界与现世尘世的强大反差，正折射出文字之中弥漫的造成的古典和谐的气息。但最终，现实世界没有给周文和陆然想要的理想生活，生活好象有意在和这些怀有理想和浪漫的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从宿舍到食堂，从学校到社会，建构无处不在而失败又形影相随，其中最富有意味的是陆然在对纯净世界的想象和坚持中，被人偷去了汽车前轮。

陆然是在窗前的写字台上写小说，窗户朝北，永远见不到太阳，陆然在窗前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从窗户向外望去前面是一栋楼，挡住了一切，但陆然就能从敞开的窗外看到他的纯净海滩，就在他坐在那里倾听想象中的海涛声时，他的福特车的两个前轮被人偷走了。（《晃晃悠悠》）

《晃晃悠悠》中，纯粹想象意味纯净沙滩的追问之外，周文与阿莱的相识与共同生活则是其现世生活构筑的“纯净沙滩”。是面对庞大的无法把握的世界，面对无法构建的理想形而上的“纯净沙滩”的形而上的安慰。两个人的共同生活无不闪烁“纯净沙滩”式的理想色彩，两个希望通过性，通过共同生活触摸真实的对方，在对方的体温中得到彼此坚实存在并坚持存在的力量和温度，用两个人隔开世界。只有这种古典色彩的情感理想世界成为唯一安慰找寻者的温暖的力量，而阿莱正是这样一个带给找寻者周文最后温暖的落点，尽管周文几次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试图突破这样一种面对现实的情感，但最终发现唯一归属的或者说追寻的目标仍是阿莱。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阿莱的存在不是作为物，作为承担落点的物的存在，而是一种寻找的本原的存在，当然阿莱并非其存在找寻的唯一意义，但阿莱却正是周文所能找寻的唯一确定的意义，正是因此，在阿莱离开之后，生活一塌糊涂。周文仅存的寻找的愿望和热情在风中如尘土飘散，寻找的结果是发现更多的无意义，甚至于寻找本身。所以离开阿莱之后的周文失去了最后抓住“纯净海滩”的机会。

阿莱，你是我的黄色蝴蝶，你是我的神奇仙境，你是我的最后一颗泪珠，你是我的救命稻草，你是我所珍藏的最好的礼物，你是我想游到的最后的此岸或彼岸，你消失了，我也就迷失在茫茫的痛苦中，前后左右，一片混沌，我叫喊而不知所云，我存在而无所适从，我追忆而无可奈何，我空虚而不知所终。（《晃晃悠悠》）

而对周文这种理想化的人生追求者来说，他已无处可去，失去了最终能证明其坚实理想的凭证，只能生活在对阿莱的回忆中，在回忆中追寻阿莱。

我黑色的长头发，我细细的长头发，我会哭的长头发，我的粗辫子，我的细辫子，我忧郁的短头发，我颤动的短头发，我随风披拂的无数的短头发，我的桔黄色，我的青绿色，我的天蓝色，我的黄金色，我的银白色，我的呻吟，我的小船，我的波浪，我的枯萎菊花，我的凋零菊花，我的折断的藤萝，我的冷漠的蝴蝶，我的伤心的露水，我的苦涩的海水，我的不会说话的鱼，我的明媚的秋光，我咬在嘴里的长头发，我惟一的长头发……阿莱，我将叫着你的名字游荡在北京大街小巷，我将叫你跟我一起走，我将带着你穿过漫长的时间，我将叫你闭上眼睛，叫你忘记害怕，叫你得到平静，叫你感到幸福。（《晃晃悠悠》）

二、还是伤感

与作者建构努力相反但却事实同构的是解构和对现实的取消，这一过程和结果对周文来说，人生的失意，现世生活的挫败，理想的破灭都形成对其自身的解构，而阿莱的最终离去又正是对其建构力量的绝望，其间的离开正昭示了这种发展的不可回避和无法挽回。对此，周文显然是无奈的。

这种感触记得吗？我们曾经疯狂地主张毁灭一切，毁灭使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的一切，现在我懂得了，我们什么也毁灭不了，除了我们自己，你要是像我一样在旷野里呆过你就会懂得，这山、这水、这大地，是绝对的、永恒的东西，你会有这种感觉，它们永远长存、实实在在，分量沉重，不可改变。

古典情感在此中改装，改装成类似于非情感的后情感，躲在情感的背后以非情感的面目呈现在阿莱和读者的面前。生活的描述细节已不再具有意义，所有的意义都在生存状态的揭示中。正是在这样的解构与建构中，古典唯美的情感遭受无情的嘲弄，失败者失意的游走，而在游走中产生的不同于倾情的倾诉，相反却是以嘲讽反对嘲讽。“它不是你读过的一本小说，它不是讲生活是什么的故事，它不是用肯定的方式表达存在。因此，它能告诉你的，仅仅是作者无法确定的生活经验” 《一塌糊涂》结尾处的一段文字，其悲壮让人不得不为之动容，“……我将马不停蹄，全速前进，沿着无耻之徒的必由之路奔跑不息，我要冲进那一个个由奸诈小人组成的大派对，并在里面一显身手……”这是周文在世俗中洞察人性之后的痛苦抉择和非其所欲、不得不为的自我表白，这是一个在现实中磕绊、受挫者“醒悟”之后的无奈之举，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掩卷深思：究竟是谁在改变我们？究竟是谁在迫使我们首先学会了虚伪、麻木和自甘平庸？究竟是谁让我们对人生由希望而变成失望甚至绝望？这冥冥之中，阻挡我们前进的力量来自何方？

这种冥想中周文的建构最终导致的是之前所不能预料的解构与屈从，正如石康所说的“以前，我认为我们，所有的我们，包括那些曾经的我们、现在的我们和将来的我们，是一些怀着梦想，扇动着破烂的翅膀妄想飞到云端的傻瓜，是一些特别的人。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们只是千千万万人中的几个，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建构最终成全了飘散式的解构，寻找最终成为庸从的理由。

三、更伤感

“离开它，我去哪？”

青年评论家葛红兵在晚生代写作论纲中曾引述“奔跑”来对晚生代的写作姿态和生活姿态进行描述，同这里对石康的分析有共同的基点，但石康写作姿态和生活姿态有明显不同于晚生代作家，石康不具有奔跑者所有的激情和寻找的高昂的信念，缺乏一个奔跑者所应有的耐力和恒心，容易疲惫和厌倦，更重要的是其笔下的周文缺少一个奔跑者所需要的起点和终点，生活的寻找和建构面临着巨大的悖论，即建构和解构的失败呈现的无从出发也无从建构的困境。在此境态下的周文必然是一种不确定的晃晃悠悠和始自生命而陷入荒诞的等待。

《在一起》中，石康深情地写道：“我等待爱情，世俗生活的珍宝，我等待那最后一滴眼泪流尽，等待那颗闪亮的明珠悄悄滑落。我卑微地等，我悄悄地等。”

这是周文生命中最后能抓住的救命稻草，是生命的信念中最后的支持，在离开阿莱的日子里，周文正如同是失去肉身的影子。“我对自已有些失望，行人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神色麻木，而我就站在他们中间，一动不动，形同虚设。有一阵我感到难堪，随后，我感到了无边无际的寂寞和忧伤，我站在原地，孤立无援，充满厌倦。”

在这个离开的日子里，周文并非没有试过去重新开始自已的生活，整理房间，用心攻读，生活规律，“如此连续两个星期，再照镜子，竟是一副健康之相”。但健康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周文的生活，准确地说是改变周文的内心感觉和对生活的观念呢？

“说自己健康只是表面现象，内心深处，从阿莱结婚后，我便感到有某种东西彻底的失去了，这并不是指阿莱，而是关于我自己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说不清楚，无法表达，却明明白白在我身上有过，现在却踪迹皆无，也许，那就可以被模糊地称之为信念的东西吧，我不知道。”

“当阿莱最后离我而去之后，我的生活在很短时间内出现了一次飞跃，我的意思是说，是向坏的方面进了一大步。”“我不再积极，不再天真，不再快乐，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对这个世界冷眼旁观，我无法让自已再次怀着真诚面对一切，我无法再次恋受，无法再次获得痛苦，无法让自已以肯定的态度面对生活”。

阿莱作为周文生活中鲜活的女人和精神价值中一个结结实实与存在相关的符号，也正是周文坚持和寻找的最终信念和依据，但在周文的坚持的游走和放弃的游离中，阿莱以她的坚硬的直觉抗拒了周文，也抗拒了周文不确定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在失去阿莱之后周文对生活的适应和理解已不能再象从前一样的自然和睦，而更多的是一种妥协，而这种妥协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周文的无处可去，他只能浮游在生活中，浮游在一个悬置的空间中。

“离开他，我去哪儿呢？”

周文以游浮的姿态对生活进行了劳而无功的思考，而生活给周文的也正是劳而无功的答案。面对这种结果，周文所能理解和所能接受的只能是在浪漫的理想建构中的不肯定的游浮和迷离，象在梦中遇到的阿莱，“我和阿莱相互看着，脸上都是一副迷惘表情。”

“有一天深夜，我在校园漫步，那天有一轮清澈无比的月亮，我躺在草地上，心里暗暗发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誓­­——一直盯住它，直到它消失，我就是那么做的，我盯着那轮月亮，眼睛一眨不眨，慢慢地，泪水顺着眼角淌下，直到干涸。”

周文在流放游浮过程中的倾唱显得更加的动情，更加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中间纯情的表述和伤感但唯美意味的故事也只能“作为赎救的最终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寓言”6。

四、谁之罪

文学中的“代”是一个群属和类的概念，在文学的创作和进展中具有的是承接和递转的作用，本文在此所用的“代”的概念则更多切近于现实世代的划分，着力表现的是在世代划分中这一概念的所具有的和被赋予的断裂和拒绝，并根据作者及笔下人物出生年代来确认与时代的关系及“代”在本文的意义。

石康出生于60年代末期，自然呈现出60、70两个年代的深刻留痕。这个时代无论在共时和历时角度来讲，均处于某种尴尬的位置上，作为他们的前代人，“50年代人改天换地，创造历史”，“他们是历史的主人公”（旷新年《现代文学与现代性》），50年代人的成长、成熟时期正是他们的出生和成长的时期，而那个时代是“一个或真或伪、或善或恶的理想在激昂的时代” ，60年代之前的“泛政治”的背景，使“理想主义作为一种“形式”却成为我们最重的童年积淀，并构成了沟通我们一代人心照不宣的秘密”。^①周文必然地逃脱不掉“被转型掉的一代”的时代命运和人生视与思，正如倪文尖所认为的有关童年的记忆成为这一代人共同经验的最初来源，而“事物的起源就是它们的本质”，童年的回忆更多印在这一代人身上是强大的规定性，正是这种规定性使他们处在社会的迅速变化之中，历经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在边缘意识（指社会意识的非主流化）浓厚的社会氛围中，相信并追寻善良的价值和理想的色彩。而历史在“确实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原始印记”，并将理想的豪情“内化到我们的骨血里，成为一种最能安身立命的人生方式”后，又将这一切有意或无意的随涂随抹了。结果是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政治运动中剩余的或被排挤的热情全部倾洒到经济运动中，再度使人片面化、破碎化、异已化”。4

80、90年代社会趋向的一次次变幻，使得60-70年代人刚刚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人生观一步步地被剥蚀掉，改换掉了，毫无心理准备的这一代人站在社会现实的面前不知所措，这是“一个没有思想扰乱的年代，一个无梦的和平繁荣的年代。这是一个思想和现实完美结合的没有“他者”的时代，一个拒绝了想象的时代”，他们既没有前代人革命的激情，也缺乏前代人在社会的转型中的镇定自若，因为他们没有厚重的历史可以依赖和背负，与90年代人相比而言，他们又没有当代人拥抱时代的心安理得，历史虽不沉重但却浓厚的理想主义影子使他们无法进行毫不犹豫的斩断和拔脚离开，这一代人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声中成长，但却在到了接班的年龄时，才茫然的发现共产主义还在遥远的地方，陷入的是无班可接的困惑和悲哀，与此同时，又因为 60、70年代的成长正在历史记忆的最后时期，与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现实的断裂必然使寻找成为60、70年代文化的基本主题。寻找的动机来自于从历史联系中回忆的文化过去和文化欲望。每个人都在努力，但每个人的努力都是重复着投入无限虚无的徒劳：整体不再与个人打照面，而发展变成为完全抽象的，与个人漠不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正是历史的折断使周文这一时代人物失掉了可以出发启程的家园和依靠，这种历史和时代的冲突最终使周文同时代的个体不可逃避地精疲力尽和徒劳无功。一代人便成为了过渡年代的过渡体。

当更早出生的人们还有“乡村放任、无聊的空气，自由流淌的阳光和飞舞在乡间的各种昆虫”，但在90年代成人的我们感觉拥有更多也似乎什么都没有。许知远把它定义为过渡的一代并非言过其实，我们既没有辉煌的过去，青春有些苍白，也无法跟上紧逼而来的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的节奏和步伐，我们的青春过早地逝去。我们的青春冲动对比后时代的生活，如当下的身体写作，“在这个日益感性化的世界里，‘身体’被从私域中拎到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朦胧的纯情冲动已酽然不如发泄胜利的需求、过度放纵更与时代相合拍，“商品生产制造引导着欲望和身体的消费”，3当下时代的人刚刚进入青春期，就已经泛滥着体验着各种生理乐趣了，乐此不疲也更加空虚。而这一切都是前一年代的人所无法适应和必然抗拒的。

但，抗拒无疑是艰难的。在这种抗拒和否定中，这个时代的人大多选择了校园和精英文化来抵抗时代带来的巨大压迫感，他们往往想要借助弥漫在校园中的古典“乌托邦”意味的文化立场，在自己的内心中寻求并建立起一种内在的严整和可靠的依托，但同时也分明感受到了现实逼迫下的无奈与紧张。在与现实社会的真实交往中，他们一方面很少能像他们所向往的前辈们那样，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对他们原本就不屑的通俗文化中的商业性公开进行严厉的谴责与驳斥；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完全割裂大众文化为他们预先设定的“通俗”审美快感的参与欲望与情感投入。因而他们常常显得无所适从，鼠首两端。他们同样渴望爱情，但他们却只能带给他们的爱人“一间小小的阁楼，一扇朝北的窗”，让她们“望见星斗”。用一种怀乡感”或怀旧感“在破碎的现实生活中怀念那个已逝去的和谐的、感应的真实存在”8。这一点上，周文对阿莱的篇幅巨大的思念和纯美文字正是对时代的抗拒和对古典意识（精英文化）的借助。

这种抗拒和救赎也结结实实的走在失败的路上。这一代人的身上，兼具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共性，但同时他们又不能完全实现精英文化所持的对社会的严厉批判态度和大众文化对文化传统的粗鄙化消解方式，成为两种文化之间共同的游离者。也正因如此，他们很难保持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的自省和自律的思想深度，也不能完全承担起自己对当下社会的超越性关怀。他们“身上的浪漫情怀在这个大规模数码复制的时代不可避免地会被人视为无可药救的唐•吉诃德式的幻梦，一种散溢着浓重的腐沤气息的怀乡病，仅供博人一笑”，5所以他们天然是感伤的，就像高晓松自己的告白：感伤是他们“终身的残疾”。也如同韩毓海所描述的“当一个人把自已封闭在精神和心理的运动之中时，浩瀚如水的疲惫会造成灰色的性格”2，这种“残疾”和“灰色”毫无疑问又是唯美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环境似乎使他们只相信“美好”的价值，因而也只有他们，才能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在都市校园的氛围里，吟唱出如此优美的“校园民谣”。这一代人同时又是边缘体。童年、少年时代，他们是社会变动的边缘体，青年时代，他们又成了趋利社会的边缘体。他们在这个时代中也不时做出种种与时代和解的姿态并因这和解而取得现实功利意义的同时，真正令他们心弛神往，流连忘返的，却依旧是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里冬季的校园和校园中温馨童话民谣，尽管它安慰不了什么。

“我一定是落下了某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它们可能存在于我写的文字之中，也可能被落下，还可能湮没在记忆深处，它们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我不知道，我说过，我无论做什么，都始终有一种徒劳感，即使我会再次重生，我也无法确定这种徒劳感是否能够离开我，事实上，我不希望重生，倒是想让身边这无聊的日子快点过去，我想为无聊插上翅膀，让它飞得快一些，但我知道，那没有用，飞得再快也没有用，因为我不知道要飞向哪里。”